在出發採訪之前，寫給自己這樣一段筆記。
「終於要出發了，對我來說可能是在論文寫完之後，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觀察我的受訪者。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，如果可以不要緊張的話，如果可以透明的話，一切都會很好的。我對這件事情沒有別的欲求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的追求。這不是一個機會，他沒有後續發展下去的意義，這個今天就是今天，這個當下就是這個當下。我沒有，我有，我確定的問出我確定的問題，我確定的聽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答案。我知道那是一種，非常神奇的時刻，我也知道這是一種，非常平常的時刻。我不要跟別人不一樣，我就跟別人不一樣。沒有甚麼事情是我必須多做的，我只要在場就好了。沒有甚麼遊戲我必須要設計的，我不要他去什麼別的方向，我要他自由，他自由就會是自己，我自由也就會是我自己。如果我們都是我們自己，我們就會很不一樣。那就會是獨特的時刻，那就會是親密的時刻，那就會是很好的一天。
好緊張。」
跟伍佰的經紀公司，約在花博附近的咖啡店，那是我常去的一間店。場地是我所熟悉的，心想，真是太好了，至少我可以確定場地如何，比較不會緊張。
那天，我提早十分鐘到咖啡店外站著，另外一位編輯易柔也來了，她緊張地吃著飯糰。周項萱不久之後也跟著出現。她塗了非常紅的口紅，帶著圓框金邊的太陽眼鏡，她說：「這是氣勢妝。」
時間一到，經紀公司的人先出現，告訴我們伍佰會稍微遲到二十分鐘，說是去停車。這二十分鐘真是煎熬，心臟撲通撲通亂跳，想著之前寫的論文，想著去看過的演唱會，想著曾經做過的功課。想著也許伍佰不該再接受這麼多採訪，又想著真想當面跟他聊天。
等到伍佰走進咖啡店的時候，我心跳的速度竟然就平靜下來了。真是奇特的經驗，明明就緊張地要命，卻非常的平靜。高空彈跳之前有過類似的感覺，站在橋的護欄上，光著腳，想說繩子都綁好了，訪剛都準備好了，接下來只要跳下去就好了，把時間交給伍佰。想到這裡忽然間就平靜了下來。也許沒有那麼快想到那裡，總之就平靜了下來。
對我來說偶像崇拜是一種想辦法讓自己變成偶像的過程，讀那些採訪，聽他的音樂，站在現場跟著唱，想要讓自己變得跟心目中的偶像一樣好的一種衝動情緒。抱著這種衝動的話，是不能夠採訪的。採訪必須要站到一個對立面，問出問題，抱持好奇跟懷疑。某個程度要非常熟悉眼前的對象，但某個程度又要保持非常地陌生。拿做菜來說，好的廚師必須要非常熟悉自己的要處理的食材，可是每一塊肉又必須都是全新的，新鮮的，才可以端得上桌。
對廚師來說，處理熟悉，但新鮮的食材，是一點都不矛盾的事。問題是對寫作者來說，就很困難了。因為這是沒有辦法重複的採訪，沒有辦法重複的人生，可是受訪者卻因為經歷過太多次訪問，有可能只會講出曾經講過的事。以伍佰來說特別容易如此。
這次採訪，好像也是這樣。並沒有被伍佰所講出來的故事給嚇到，並沒有特別讓我感到真正好奇，真正害怕，真正有轉折的點。
這不能怪伍佰，不能怪經紀公司，不能怪任何人。我就是跟他不熟，所以他也不會拿出最新鮮的東西。所以稿子登出來，雖然一面感到很圓滿，很驕傲，卻也感受到很嚴重的失落。
首先，我最熟悉伍佰的兩個朋友，似乎也沒有特別喜歡這次的訪問。這點讓我感到挫折，我知道我盡了自己所能把這篇稿子寫好，可是裏頭並沒有那麼多的靈光。其次，我也將這次的採訪貼給伍佰的日本大粉條千嘉，她似乎也對於談創作的伍佰感到沒那麼輕鬆。也許，整個採訪的出發點都錯了也說不定。也許，根本不該有這篇採訪也說不定。
寫得過程，對一切充滿了期待。刊出之後，卻覺得如此不堪。覺得自己好像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抱持著期待，期待火箭升空。每寫出一篇文章，每投一次稿，每一本政大頭行事曆，每一次的全心全意之後都有這樣的失落感。
這種失落是真真切切的，是現實與理想的落差，是實力不足以征服題材的無力感，是那種明明我已經盡力了，為什麼還是拔不出石中劍的自怨自艾。
可是只要我還想要寫下去，就必須一直面對這種沮喪，絕對不能夠逃避，絕對不能夠用麻木自己的方式騙自己說：「沒差啦，多發生幾次就習慣了。」我絕對不要習慣這種沮喪，我要一次一次經歷它，一次一次被它擊倒在地，再一次一次爬起來。寫出下一篇，貼出下一篇，做出下一件事。也許就會像薛西佛斯那樣，推上去一次，滾下來一次，又再推上去。
如果寫作的目的，就是繼續寫下去。那麼像薛西佛斯那樣肌肉痠痛也沒關係。
那天採訪完畢，跟著周項萱一起搭計程車，要去看拉去南機場被拍照的伍佰。伍佰自己開車先出發了，攝影組很快地也攔到車，追了上去。我跟周編和易柔的工作其實已經結束，但還是想跟去看看，卻招不到車。過了十分鐘，好不容易招到一輛舊車，一坐上去，跟司機說要去南機場，司機卻說：「那裏我不熟，會耽誤你們的時間，你們坐別輛吧。」我們無奈地下了車，又等了五分鐘，才招到一輛車。
心臟恢復劈劈啪啪地急躁亂跳。
等我們到了南機場，攝影組的工作已經要結束了。天快要黑了。
伍佰站在一處三樓的樓梯間，手上拿著小型的底片機，低頭往巷子裡面拍。我站在巷子裡，抬頭看著伍佰，看著他的相機，我也拿出手機想要拍他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覺得我會被他拍進去，拍在他的底片裡。成為他那天的記憶。那個瞬間，我就不是採訪者了，不是坐在他對面，引導話題的人，我又恢復成一個台下的觀眾，一個粉條，一個偶像崇拜的普通人。結束了。
事情並沒有像一開始我期望的那樣，我也一點都不透明。對伍佰來說這次的採訪，就只是採訪，身為一個採訪者我並沒有我想像中的獨特，只是一個關節上發生的一個故事，是大地遊戲的關主，是一個機制，是一個物件。因為採訪的這個形式，得以見到伍佰，但卻受制於這個形式，只能講這個形式允許我講的話。我被形式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，那依然是我，可能是專業的我，但就沒那麼有活力。
不知道有沒有可能，讓採訪更有生命力，更獨一無二，更無法複製，更沒有方法論，更沒有步驟。這樣做的話，真的活得下去嗎？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複製性，降低成本的話，根本沒辦法吧。所以接下來，要記得這些事，然後試著更精確地抓住自己的問題才行。
至於些無法處理的沮喪，今天就讓它保持無法處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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